(一)真器改造
即將真器加工、改造為不合定規的奇特形制。屬此類者還有不同手法。手法一，將真器主體添加部件。例如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殷代晚期或西周早期觶，器真，內底有真銘“父乙”二字，現此器口沿部橫出一流、頸上又加了鋬，流、鋬皮色皆與器身不同，顯然是後配的。又該院所藏約西周早期之卣，失蓋與提梁，現此器雙半環耳各增加一銜環，意欲改造成西周晚期壺形，但造型、紋飾仍與此期壺有異。手法二，將分屬幾件真器的殘件拼湊成一件，多數不遵器制，或在部分真器殘件上任意新鑄接上不符合器制的部件，此種手法造出的器形亦由於非牛非馬較易被識破，上引明代高濂《新鑄偽造》(《遵生八棧》十四：二八)稱此種手法為為“改鍬”，並雲其曾在京師見到以古壺蓋制腹，以舊鼎耳為耳，屑湊古墓碎器飛龍腳為足，以致“小而可用，花紋制度，人莫不愛”。但如此生拼硬湊，毫無規則，顯然很好識別。此種手法偽造出來的器物，在清宮廷內府收藏品中即有，如《西清古鑒》六；十一“蟠夔紋鼎”，為取之上半截甄部，下突接三鼎足，顯得頗為怪異。又如同書十：四十“周獸環尊”是在車上添加獸形飾與鋪首銜環為雙耳，下接三半環以為足，拼成一不倫不類之器.
- 全器偽作大約有兩種方式：
1。不以真器為模本，而是自行設計形制、紋飾。在設計時可能參考《考古圖》《博古圖》等書所著錄之圖像及銘文，這些書摹繪本已多失真，再加上作偽者又常對器形與紋飾作局部改造，銘文亦多加以杜撰，於是使此種偽器常出現形制、紋飾不合規範，形制與紋飾不吻合及銘文字體、文句不合古法之漏洞，多見於乾隆以前偽器，在《西清古鑒》等書中即可以看到此種器物。如該書之“商父庚鼎”，形制雖無大錯，但口下渦紋帶間夾以獸面，商鼎紋飾無此種形式，顯為偽制；又如“周仲尊”雙耳半環式，實是西週期壺形，但耳間紋飾卻為饕餮與曲身夔龍，器形晚而紋飾早，圈足上紋飾也為西周時器所不見，銘文亦不通。這種全偽之器，在著錄劉體智藏器的《善齋吉金錄》中亦有不少，如“子觶二”，西周早期偏晚至中期偏早之形制，但紋飾形式似觚紋，而且帶扉棱，皆為西周觶所不見。容庚先生以為偽，甚是。此種全偽器中，有一著名之器應該提到，即現藏於英國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的晉侯盤(又稱“晉侯平戎盤”)，盤內底有銘文五百五十字，有錯金銀紋飾。其銘文為刻成，書法拙劣，文辭雜取自散氏盤、石鼓文及《尚書》《左傳》，雙耳製造不佳，圈足為焊接，內底呈圓形凹陷。此盤約偽造于乾隆時，曾藏於清怡王府，同治九年(1870)流入英國。
2。以真器為模，用翻砂的方法或失蠟法(貼蠟法)鑄成。多見於乾、嘉以後。以此種方式所作偽器，由於形制合於規範，且往往又于其上創造假鏽，故較難識破，尤其是作偽高手製品，幾乎能亂真。但研究者們經數年探討已積累了一定的辨偽經驗，主要是從青銅器鑄作技術角度進行辨偽，其要點可以概括為：
(1)新鑄偽器一般比等大的原器沉重。這是因為商周青銅器長期埋葬於土中，多已經緩慢腐蝕，銅質已有不周程度的朽壞，而偽器無長期腐蝕過程。如陳佩芬先生曾著文公佈上海博物館所藏西周晚期師兌簋，重4.28公斤，而按原器偽制之器，尺寸與原器相似，但比原器重0.26公斤。由於有此種現象，故有經驗的鑒定者都有用手掂量亦可感知真偽的體會。
(2)用失蠟法(貼蠟法)所鑄偽器器表無突起的範線。商周銅器多採用塊範法鑄造，合範澆鑄後，器表多留有範線。用失蠟法制偽器既不用塊範，故器表不可能有任何範線。用此種方法制模，是先于外範上貼蠟，分割成幾塊，然後拼合在一起。這樣在澆注銅液後，即會在器表上看到蠟模拼合處所留下的凹陷的痕跡，與塊範法鑄器凸起之範線形狀顯然不同。
(3)偽作器多無墊片。古代用塊範法鑄造，需用碎銅片按一定方式墊在內外範間以固定二者間距離。有的青銅器甚至能在體表憑肉眼看見墊片。但作偽者，特別是早期作偽者，限於對商周鑄銅技術的瞭解程度，一般並不懂得使用墊片，更不可能清楚地瞭解不同時期墊片的分佈方式，因此墊片的有無與墊片的分佈方式可作為判定真偽的的重要參考。關於商周銅器內墊片的分佈方式，臺北故宮博物院張世賢先生曾有專文論述。他用強度可達200KV的x光透視機對若干商周銅器進行觀察的結果，發現商器腹底墊片一般不超過三個，放置在模、範之間距離最小的地方，呈三角排列，器壁上很少見墊片。西周時器(如鼎)腹底墊片數目皆多於三，比較常見形式是除在靠近底紋部分有三個墊片，呈小三角形排列(或在足與足間呈大三角形排列)外，每足旁又各有一或兩個墊片對稱排列，此時期器壁上有數量甚多的墊片。春秋戰圖時期圓形器腹底與器蓋墊片也多作有規則的(如呈環狀)排列，方形器則不規則。此時器壁較薄，故墊片使用極多。張文並介紹用強力X光機對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毛公鼎進行透視的結果，知其墊片的分佈及其他內部特徵與大部分西周銅器表現的一樣，從而肯定其為真器。
(4)古代以塊範法鑄造的青銅器，表面較嚴密、光潔，而用翻砂或失蠟法所制偽器表面有時會出現砂眼、縮孔等現象。
(5)新鑄偽品所做鏽與真鏽有區別。古代青銅器長久埋於地下，與潮濕土壤、地下水及其他諸種有機、無機物相接觸，表層即會發生化學反應而生銹，由於此種鏽是逐漸生成的，故有複雜的層次，諸層次色澤不同，且周圍邊緣有自然的斷面。其質料堅硬，用指甲剝摳不易脫落，用刀剔或用錘敲擊後會成片或成塊脫落。但假鏽是用人工方法在較短時間內造成的，故與真鏽在形態、質地方面均有別。
據宋、明、清歷代文獻記載，假鏽的製作有多種方法。如上文提到的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即曾講述時人制作假鏽方法是以水銀夾錫末，塗於新制的古器上，令勻，然後以濃醋調細砂(按：即氯化錏Salammoniac)末，以筆蘸於器上，調成臘茶面色或漆色，立即浸入新汲水中。不入水即變成純翠色。自近代以來，作假鏽的方法更為豐富，對於各類假鏽之制法，近年來曾有多位長期從事實際工作的先生作過研究，並指出了識別各類假鏽的方法。概言之，有的假鏽是用漆調色塗抹在器表製成，其色澤、層次複雜、自然，但不結實且發白，用指甲即能摳掉，用堿水煮，用酒精、香蕉水揩之亦皆可去掉。還有的假鏽是用硫酸銅加化學品在潮濕環境下生成，其質地堅硬不易剝摳，但浮薄、層次單調。也有的假鏽是將銅器浸泡於醋、石灰、鹽水中，再埋入地下，經幾年後生成，但其亦層次淺薄，顏色帶土氣，疏鬆而不堅硬。這後兩種假鏽均可用硝酸、氨水揩除，露出銅之本色。
3。真器作偽銘
凡屬此種類型者多是在原來無銘的真器上偽制銘文，而且常選擇大口器，如鼎、簋、盤、匜之類，因為於這些器類上後制銘文較容易。前文已提到，於真器上作偽銘，興盛於乾隆以後。咸豐以前，此方面的名手有陝西的蘇兆年(即蘇七)及其兄蘇億年(即蘇六)、張二銘(即鳳眼張)。商承祚先生曾指出，葉志銑藏器中有不少陝西人偽刻之器，朱為弼《敬吾心室彝器款識》收錄此種偽銘最多。陝西作偽者多在真器上刻銘，可能與該地多有素器出土(秦更年《金文辨偽》)有關。咸豐以後，同治、光緒降至民國期間，山東濟南、河北衡水(居住北京)、濰縣與蘇州也皆有不少作偽銘之好手。乾隆以後於無銘真器上製作的假銘又可細分為以下幾種形式：
(一)是偽刻銘文雖有所本，但字體、內容與真器器形時代不相合，或銘文自名與器類不相合，出現明顯的錯誤。這是由於作偽者對商周青銅器及銘文缺乏斷代知識所致。凡屬此種情況今已較易辨識。例如《善齋吉金錄》“諸女匜”，器真，屬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形制，但銘文卻屬殷代晚期，顯為後刻，此偽銘乃轉摹自《三代吉金文存》五者婚方觥銘，是書標器名為“匜”，但實是觥，作偽銘者不知，故以其銘文摹刻於匜。又如同書“叔賓父鋪”，在西周晚期鋪上刻假銘“叔賓父乍寶盨，子子孫孫永用”，以鋪為盨，是作偽銘者不懂二者之差異，故露了馬腳。再如《善齋吉金錄》“中義父鼎”，是在西周早期鼎上偽刻西周晚期偏早之中義父鼎銘，器形與銘文年代發生矛盾。銘文實仿于《三代吉金文存》中義父鼎銘文。
(二)是真器與偽銘時代大致相合，偽銘亦有所本，但字體較鬆散、呆板，沒有真銘之神態。此種偽銘如與其所本真器銘相比較，其為偽刻可一目了然，如《善齋吉金錄》“白色彝”，器形為西周早期偏晚之簋，銘文六字為後刻，實轉摹自《簠齋吉金錄》鼎一五之銘文，兩相對照，簋銘之偽即很明顯。戰國時期兵器本多刻銘，故作偽者多喜將無銘之戰國器上加刻偽銘，且亦多有所本或略加改動，但偽刻字體筆劃往往顯呆滯且間有錯字。
(三)是於真器上加刻偽銘，並無所本。純出於杜撰、字體往往拙劣，文詞亦多不通。如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西周弦紋鼎，器真屬西周早期偏晚或中期偏早，其上偽刻六字，幾不成字，為偽刻中下乘之作，且字體原欲仿商器，亦與此鼎制不合。又如《善齋吉金錄》之“黴斝”，鋬下、柱上有銘，但字體鬆散無章法、且柱上誤將“彝”字寫成似“霬”的字。再如戈銘，是在戰國時戈上加刻之偽銘，字體死板並有錯誤，且“孝于大宗”句只適合用於祭祀所用之酒食器及樂器，亦不適合兵器。凡此違背器物性質、用途的銘文均屬偽作。
在此種後刻偽銘中，多見仿宋人金文著錄著作中已變形的書體，筆道末尾作尖頭，筆劃軟弱無力，且時有錯字及不辭之處，凡此多屬清中、晚期作品。今皆不難辨識。《善齋吉金錄》中所收之“齊侯豆”，是在戰國銅豆上刻偽銘，文字可能參考了齊侯敦，但文句出於杜撰，字體亦近宋人變形體，且多有訛誤
除以上在原無銘的真器上刻假銘外，亦有的作偽者在真器原銘前後又增刻偽銘，此增刻部分筆法、氣韻均與原銘不符，且偽銘為刻成，與原鑄銘字口及鏽色亦皆不合。典型例子即《敬吾心室彝器款識》收錄之遂啟祺鼎，原銘九字，于道光年間該銘前後被作偽者加到了一百二十四個字。
對於偽刻銘文的辨識，上面講到要從內容、字體等方面著眼，但當作偽技術較高或作偽者對青銅器屬內行，以上兩點無明顯錯誤時，判斷是否偽刻，即需要仔細觀察筆刻、字口。凡鑄成的真銘文如是陰文，字口與橫直交接處均較圓，字口內鏽色與素地相一致。但偽刻銘文字口多方直，由於使用鏨子而留有痕跡，且必然損傷原器氧化皮色，所作假鏽與原器素地亦不相協調。
由於刻銘存在以上致命弱點，所以進入民國後，作偽者開始採用腐蝕方法作假銘文，即先在器表塗蠟，再於上刻字，然後用硝酸或三氯化鐵之類腐蝕字口，使器表形成陰文。這樣做出的偽銘不再有刻文那鏨痕，但由於塗腐蝕劑時，有時在量上會把握不准，例如塗的不勻稱，會使字口深淺不一，甚至有斷筆。而當腐蝕過度時，又會使銘文臃腫不堪。這種假銘的例子，如容庚先生指出的《善齋吉金錄》中的師麻孝叔簠、申比父豆。又如羅福頤先生所指出的偽銘，此銘即因腐蝕過度，文字已粗笨無筆法。近年，又有學者深入考察了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所藏“兮甲盤”，將此器形制、銘文與《商周彝器通考》所載真器器形、《三代吉金文存》所收此真器銘文相比照，斷定其器真而銘偽，偽銘即是用腐蝕法做成的，而且可以看出有筆劃不連貫，缺筆劃或過於粗肥、臃腫之毛病。 (四)真器後制偽紋飾 此種作偽類型包括在原本素面無紋的真器上作偽紋飾與在有簡單紋飾的真器上增補偽紋飾兩種情況。其中比較好辨識的是，作偽者對青銅器紋飾之時代特徵缺乏深入瞭解，故而“張冠李戴”，如在東周時期青銅器上刻商代流行的紋飾。但亦有作偽紋飾與器形時代大致相合的，此種偽紋飾如刻工技術不高，紋飾形象與商周銅器紋飾不合，亦較易辨認出來。但入民國以後(特別是三、四十年代)，偽制紋飾的水平有了顯著提高，如羅福頤先生曾指出，《夢幃草堂吉金圖續編》二十四之果尊，原素面無紋飾，1946年入北京廠肆後被作偽者在尊腹刻紋飾一圈，由於刻工甚好，如不與原器相比較即難以辨認。所以遇到此種情況，判定紋飾之真偽即要審慎，需對紋飾製作手段作精細的考察。偽刻紋飾具有與上述偽刻銘文相近同的一些難以避免的破綻，仔細觀察是可與鑄成的真紋飾相區別的。此外，商周青銅器紋飾多有三層花(如地紋最低，主紋飾高出地紋，而饕餮紋之類的目紋又高出主紋飾)，這是偽刻紋飾難以作出的。少數偽刻紋飾亦可能高出器表，乃是用工具在器表鏨出的，但被起走的底子往往不平且留有刀痕。也有的高出器表的紋飾是用銅片或錫、鉛片焊貼上的。據程長新等同志所撰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商乙父癸觶”紋飾即是用錫或鉛片貼成，但花紋粗糙、死板，與殷代銅器紋飾的風格難以相融。近代各地區的仿古作偽各時代有各自的仿古作偽特徵，這是判斷年代，辨別真偽的關鍵。而近代各地區仿古作偽也各具特色。古董商人曾將各地偽器按製作地稱為“蘇州造”、“濰縣造”、“西安造”、“北京造”等。下面將近代各地區作偽的基本情況簡述如下。
(一)近代蘇州民間仿古作偽。
蘇州是近代仿古作偽的重要基地之一，偽造銀器的歷史要早於北京。晚清至民國期間，蘇州仿古銅名匠有周梅谷、劉俊卿、蔣聖寶、駱奇月、金潤生。整器皆偽者，以周梅穀作得最精，他常語仿作熟坑的器物。劉俊卿則常仿作生坑器物，同時還加入鐵銹。周、劉作的偽器流入國外者不計其數。蘇州仿古作偽的基本情況是：
- 多仿河南安陽殷墟的商代器物，仿得精緻、避真。
- 胎質的合金成分與北京不同，冶銅時一般都加入銀元或銀元寶，所以生成的地子亮，閃白。皮色是用大漆加顏色作出來的。
- 分鑄組裝時鑄痕不打磨掉，無墊片，器身常出現—砂眼。
- 偽器與真器大小不一致。
- 由於銅質好，花紋也流暢、利落。
- 銘文鏨刻得較深，而且規整。
- 器物的口沿、扉棱的邊緣及棱角發硬，缺少圓潤柔和之感。 總之，蘇州的偽器在銅料、皮色、鏽斑、銘文等方面都有獨到之處。鑄造技巧較之濰縣造精細得多；仿熟
坑器物比北京的好；但偽造生坑器有的不如北京。
(二)近代濰縣民間仿古作偽。
山東濰縣仿古銅器約始於400年前。清代老藝匠相當多，如有以鏨刻花、銘見長的范壽軒；有擅刻細筆道銘文、又能翻砂制鏡范的王藎臣和他的兒子王海等，共十幾位。濰縣仿古作偽的基本情況是：
- 多按《西清古鑒》圖錄仿造，造型、花紋多不符合商周銅器的特徵。
- 採用組裝法，耳、足、身等分鑄，再用焊錫將其組裝成器。焊接處不是範痕，即使作上假鏽，將鏽去掉便露出錫來。
- 有的用蠟模翻鑄，鑄出的器物壁厚體重，有砂眼。
- 作鏽方法系先用鹽酸浸泡，埋人黃土中，再蓋上濕麻袋，讓器表生出地子和鏽。如前述故宮藏民國仿周代方盉就是用這種方法造成的鏽，鏽層浮薄、鬆軟，沒有地子。此外，方盉腹上的方格獸紋是周代沒有的。
- 濰縣老藝人王氏父子偽刻銅器銘文名噪一時，若不是眼力好的古銅專家，很難看出破綻。故宮藏有半片西周初期殘鼎，殘高21．2釐米。解放前夕，商承柞先生在琉璃廠“尊古齋”看見了這塊方鼎殘片，上有5l字銘，銘文內容文理駁雜，佈局結構鬆散，字體呆板，筆劃粗，顯得臃腫。遂問老闆黃睿從何處買到這真片假字的殘器。黃說王海欠他二百多塊錢，無錢償還，就用刻好字的方鼎殘片頂債。並說字在器上看還可以，拓出來就不太好了，刀痕和字口崩茬非常顯露。粗筆道是王海想仿刻鑄字，但效果不佳。殘方鼎的銘文仿西周後期克鼎，但鼎的造型、花紋又是周初的特徵，二者不能統一。清代著名金石學家陳介祺先生曾經說過：古器文字，一行有一行之氣，一字有一字之氣。偽刻只能得其形，但神氣和韻味是刻不出來的。
（三）近代西安民間仿古作偽。
西安也是仿古作偽較早的地區，在真器上鏨刻偽銘便始于西安。清咸豐二年（1852）刊刻的《長安獲古編》卷2有這樣一段記載：西安知縣劉喜海甚好古銅，對有銘文的古銅加價收買，而無銘文之器卻一件不收。因此，西安一帶的古董商設法在我銘文的真器上鏨刻偽字，以投劉氏所好。從此，在真器上刻偽銘之風便在西安興盛起來。近代西安仿古作偽的基本情況是：
- 仿造度量衡器居多。
- 作鏽方法系將偽器埋入地下若干年。這樣生成的鏽與真器的鏽近似，與酸咬、堆積成的鏽不同。
- 突出特點是在鏨刻偽銘方面。當時，有張姓藝匠人稱“鳳眼張”的，還有蘇億年、蘇兆年兄弟，是西安鏨字作偽的巧匠，多在詔版、量器上刻偽字。《金文著錄簡目》中著錄的番仲吳生鼎是西安所出的幹坑器物。西安所出於坑器皆無地子，僅一層薄綠鏽，粗糙。此鼎原無銘，現有18字銘，容庚先生認為是“鳳眼張”偽刻的。故宮藏有—件西周初期的獸面紋盂，高26、寬39.8釐米，重6．78公斤。此孟現有銘53字，是仿春秋曾伯霓簠銘移刻的，字刻後進行過腐蝕，破壞了原來的氧化層，同時銘文第二行正數第二字和第三行正數第二字之間有鏨破補痕，字旁有鏽斑。此器是西周的，而銘文卻是春秋時期的特徵。此器也是西安作偽銘者所為。
(四)近代北京民間仿古作偽
北京是近代民間仿古作偽的重要基地。所謂“北京造”，為迎合外國古玩商的需求，儘量作的華麗、精巧、形制奇異，地字、鏽斑也很逼真，能與“蘇州造”、“濰縣造”媲美。北京偽作的商周重器和鎏金器最多。
北京最早的古銅局“萬龍合”的匠師“歪嘴于”，曾與清宮太監們一起修理過銅器。辛亥革命前後，“歪嘴於”故世。他的技術、字號都由得意門生張泰恩繼承。後來，張泰恩將字號改為“萬隆合”，人稱“古銅張”。他既能刻偽字，又能作偽鏽和翻砂，技藝頗精，生意興隆，為北京的古董商人作了不少偽器。他門下有十多位徒弟，功成業就者有7位：張文普、貢茂林、張字英、張書林、王德山、趙同仁、劉俊卿。他們和張泰恩一樣，都是河北衡水縣人。近代北京民間銅器作偽的特點主要反映在他們的製作上。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