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青銅器看階級制度與歷史記載的功能

中國古代青銅器的作用與價值---
青銅器是物質的，但同時又是一種精神產品，這是中國青銅器的奇妙之處---從青銅器看出階級制度中國青銅禮器是奴隸主貴族制度在青銅器上的“物化”，它用以表明奴隸制等級制度，以器的多寡與不同的組合形式來顯示不同地位、身份的貴族的價值，具體如天子九鼎之類，即青銅禮器在使用與埋葬時相互之間有一定的組合關係。例如在商代盛行以觚、爵配對組合。一般奴隸主貴族墓葬常出一觚一爵。身份高的則多埋藏幾套。西周則盛行鼎、簋組合。尤其當時形成“列鼎”制度，天子九鼎八簋，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都有一定的規矩。這種組合體現了一定的功能。這是中國青銅器的又一特點。瞭解這一點對於分析青銅器本身及其文化背景都有重要意義。
　　
世界各地的上古青銅器絕大部分沒有鑄刻銘文。只有像印度河流域之類的地區發現有少量刻有銘文的青銅器。而中國大批有銘文的青銅器與之形成鮮明對比。從世界範圍來看待中國青銅器，則中國青銅器的特點一目了然。以上所講乃中國青銅器的數量、種類、質量、流行範圍、青銅器銘文、流行時間、與禮制的關係、鑄造工藝、組合情形等九個方面的特徵。只有抓住特徵，瞭解其本質，才能作好鑒定工作。

從青銅器歷史記載的功能---
中國古代青銅器不但有很高的藝術欣賞價值，而且有很高的科學研究價值。所謂藝術欣賞價值是指青銅器的造型藝術很高超，如同一條字、一幅畫，給人以賞心悅目的藝術享受。 青銅器的藝術魅力表現在王個方面：構思巧妙的形態、富麗精緻的紋飾、風格多樣的銘文書體。 青銅器的歷史價值主要由銘文來體現。我們知道，商周時代距今已很遙遠，由於歷史的變遷，那個時代遺留下來的文獻極少，只有《尚書》《詩經》和《春秋》三傳等書。就是這僅有的一些書籍，經過歷代傳抄，已不是原來的面貌，因此要想根據這些資料對上古歷史有比較真切的認識是很困難的。而青銅器銘文，特別是篇幅比較長的銘文，是當時人們現實生活的反映，沒有經過後世的修改，保留了當時的真實的面貌，因而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正如郭沫若在《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序中所言：“說者每謂足抵《尚書》一篇，然其史料價值殆有過之而無不及。”下面從幾個方面來說明。

(一)對重大歷史事件的印證周武王伐紂是重大的歷史事件。
關於伐紂的具體日期，《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武成》：“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滅商在甲子日，由於記載十分具體，引發研究者的疑竇。而《逸周書•世俘解》也說：“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則咸劉商王紂。”《逸周書》曾受到疑古學派的極大懷疑，所以學界對武王是否在甲子日伐商意見分歧。1976年陝西臨澗零口鄉零河西出土西周初年青銅器利簋，銘首曰：“珷征商，惟甲子朝。”從而解決了千百年來的一段懸案。

西周成王時，據文獻記載，曾有遷宅洛邑一事。如《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室洛邑。”《史記•周本紀》曰：“成王在豐，使召公複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複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屯四方入貢道裏均。’作《召誥》、《洛誥》。”不過司馬遷在《周本紀贊》中則認為當時成王仍都豐、鎬，未遷洛邑。但《呂氏春秋》等書也說成王營居於成周。1964年陝西寶雞出土成王時銅器何尊一件，銘文開頭便說“唯王初遷宅于成周。”證實成王確實遷居到洛邑。儘管目前學界還有不同看法，但何尊的問世，畢竟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實證。

(二)為失載或記載甚少的上古國家提供了寶貴資料
1974年至1981年寶雞市博物館在當地發掘一大批墓葬，出土的有銘銅器顯示它們是西周囗(弓魚)國墓葬，但文獻上並沒有記載，可見這是文獻失載的一個諸侯國。出土文物表明這個方國具有很高的工藝鑄造技術，如果不是銅器上有銘文，我們無從知道它是哪一國族。
1977年河北平山縣發掘中山王墓，出土中山王舋鼎等眾多精美的青銅器。其中中山王舋鼎銘達469字之多。這是戰國時期最長的銘文，對於研究中山王國歷史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文獻關於中山王國的記載很少，連王室世系也不清楚。而鼎銘等顯示了前後銜接的六代中山王的世系，從而為深入研究中山國歷史奠定了基礎。

三)關於分封制 商周時期，天子為了統治國家，將國土分封給諸侯，諸侯再往下分給各級奴隸主貴族，構成金字塔式的統治層次，有助於維護奴隸制度。文獻中缺少分封時禮儀制度的具體記錄，而銅器銘文中比較詳細。分封時王要賞給諸侯鬯瓚、弓矢、土地和民人。宜侯矢簋顯示康王時仍有分封諸侯之事。

(四)關於商周軍制與戰爭據金文可知，西周王室直接控制的軍隊有殷八師、成周八師、西六師。將領出征，其族人隨同出戰。敵方以淮夷、玁狁為主。攻打淮夷的目的之一是收取那裏的賦稅。戰爭的規模很大。據小盂鼎記載，兩次戰役共生擒鬼方酋長四人，馘五千一百餘人，第一次俘人一萬三千八十一人。推算雙方投入兵力在兩萬人以上。勝利之後，要向祖廟獻俘。這些細節都只能靠銘文來獲知。